长期以来，国际奥委会坚持不懈地在世界体坛进行反对服用兴奋剂的斗争。作为奥林匹克运动道德观的坚定护卫者，国际奥委会不仅在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上，而且在世界各种体育比赛中都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 

　　国际奥委会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反兴奋剂工作的协调任务，出资召开反兴奋剂会议，鉴定并批准合格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公布权威性的禁用物质与方法名单，而且最重要的是，对已经陷入道德危机的体育运动进行道义上的正确领导。 

　　运动员服用药物并非什么创举或新闻，其实早在1896年现代奥运会诞生之前的19世纪中叶，就曾有关于比赛选手服用兴奋剂的报道。186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次运河游泳比赛中，也发生了参赛选手服用兴奋剂事件。1879年，又有关于自行车运动员在自行车六日赛中服用兴奋剂的报道。在1908年奥运会上，意大利马拉松运动员多兰多·彼得里跑到终点处虚脱倒地，被认为是服用了士的宁（strychnine）。从那以后，小剂量服用士的宁就常被用作一种兴奋剂。为了夺取比赛的胜利，运动员们互相效仿，滥用药物之风愈演愈烈。 

　　1960年，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克纳德·延森在进行公路自行车比赛时突然死亡。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因为服用兴奋剂而衰竭致死。翌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成立于希腊雅典，由阿瑟·波里特爵士出任主席。 

　　1964年东京奥运会，对自行车运动员进行了小规模的某些药物检测，这也是首次在奥运会上进行药物检测。三年之后，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重组。之后，在1968年的格勒诺布尔冬季奥运会和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上，第一次在所有比赛项目中实施了全面的药物检测。 

　　实行药物检测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同日益增多的滥用兴奋剂现象做斗争。由于合理安排、程序规范的兴奋剂检测可以轻而易举地检查出运动员是否服用了这类药物，自70年代初服用安非他明等药物的运动员就已明显减少。国际奥委会，特别是其医学委员会下属的兴奋剂分会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其实是激素类药物的使用。这类药物早在60年代初就已被运动员广泛使用。 

　　在70年代，人们还预见不到合成代谢类固醇会有那么广阔的应用范围。最初，仅认为只有田径运动的一些投掷项目、举重以及搏斗项目中的那些重量级运动员，才有可能靠增大肌肉块头获益。然而，其它项目的运动员后来发现，合成代谢类固醇能使他们在大运动量训练后更快地得到恢复，而且许多项目的运动员——从长跑到游泳，从短跑到自行车——都可从中受益。 

　　说起激素类药物，头一个难题就是检测问题。为此，国际奥委会非常感谢英国伦敦圣托马斯医院的雷蒙德·布鲁克斯教授，他发明了一种既简单又可靠的分析方法。1974年，在新西兰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上采用了这种方法。国际奥委会对使用这种方法获得的科学检测结果很满意。于是，1975年4月，国际奥委会宣布禁止使用合成代谢类固醇。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有8名举重选手药检出问题，其中7人被证实使用了合成代谢类固醇。但是，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也是在1976年，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委员阿诺德·贝克特教授指出：“运动员可以在训练时服用合成代谢类固醇，然后在某个特定的比赛前一星期左右停止服用，这样他比赛时就至少可以保持着服药带来的力量优势，但检测比赛后采集的尿样时又显示不出阳性结果。即使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决定在全年的各种比赛中进行随意抽查，充其量也不过是给运动员连续服用合成代谢类固醇的日程安排造成一些困难，顶多起一些威摄性作用。”可惜的是，在那么多年的时间里，竟没有人提出由各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建立赛外药物检查制度的创议。 

　　此外，他们还证实了一个已经流传几年的传闻：运动员们现在正在使用像人体生长激素（HGH）这种因目前找不到满意的检测方法而未被国际奥委会禁用的物质。 

　　自1990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为统一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对滥用药物运动员的处罚标准，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它还为减轻昂贵的法律诉讼费用而建立了体育仲裁法庭。由于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已开始增加赛外药物检查的次数，一些兴奋剂管理方面的漏洞已经得到弥补。假如德国的曼弗雷德·多尼克教授的发明被采用了的话，那么另一个漏洞也早被堵住。这位前科隆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领导人相信，即使某个运动员在药物检测前几个月已停止服药，他仍然能查出该运动员是否使用了激素类药物。他称他的检测方法为“类固醇显形法”。但是，这位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忠于职守的科学家不幸逝世于1995年8月，他没有来得及向他的同事们证明其研究的有效性。 

　　国际奥委会已考虑在其总部（瑞士洛桑）建立一所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组织一批医生和研究人员继续完成多尼克教授留下的工作，并进行其它开创性的研究，以对付滥用药物者不断更新扩充的药物种类和服用方法。毋庸置疑，国际奥委会将一如既往地履行它过去37年来一直忠实承担的职责，把国际反兴奋剂斗争继续进行下去。